车险经营亏损何时能走出囚徒困境

　　车险是我国产险的第一大险种。根据保监会统计，去年全国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2337亿元，按照我国车险业务占财产保险公司业务比例达60％至70％来算，我国目前车险的年度保费规模大约在1400亿元到1600亿元之间，而瑞士再保险公司发布报告预测到2012年这一数据将可能激增至2000亿元人民币，然而车险保费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产生和它第一大产险险种地位匹配的利润。以太保产险为例，其2008年下半年机动车辆保险的赔款支出占同期保险业务收入的比重，竟达到67.13％，人保的赔付率也高达73.5% ，有的公司甚至超出了100%的赔付率。人保在2008年年报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人保的车险业务全面亏损，并表示这是全行业的现状。

　　北京行业协会产险联络部主任李枫认为，目前车险经营的亏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价格大战削弱了行业盈利能力；二是渠道混乱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三是理赔漏洞大造成赔付成本过大。

    困境之一：要规模还是要效益

　　北京车险实现赢利的公司寥寥无几，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每年30%以上的保费规模的增长，要规模还是要效益？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多使得车险经营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产品同质化使得各竞争主体不断追逐价格战所带来的规模增长，而价格战削弱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如果放弃价格战，追求赢利，在目前还不成熟的车险市场就意味着放弃市场，最终还是难逃亏损的命运。

 　　困境之二：要渠道还是要利润

　　代理一直是保险公司经营车险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管理和保险主体竞争等原因，高额代理费一直是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一大块成本。但是放弃渠道也就意味着放弃市场，更何谈效益？虽然人保平安等一批保险公司筹建了电销车险平台，但从统计数据来看，电销产品虽然少了代理费用的支出，但是后援平台的建设成本以及15%的价格优惠也大大削弱了电销产品的盈利空间，而对于那些规模不大的保险公司，电销平台高昂的先期投入恐怕也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困境之三：要客户还是要效益

　　车险产品的同质化使得各保险公司不得不加强服务的竞争，以期赢得客户的信赖。于是车险理赔维修是保险公司绕不过的坎，而理赔过程中所掌握的度又是很不好拿捏的。就像福建消费者投诉案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尽管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强调他们的定损金额已经是很宽松了，但仍达不到消费者满意程度。虽然行业内超额定损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仍然不能赢得消费者的心。是再加大理赔力度牺牲企业利润来满足消费者，还是坚持理赔标准得罪消费者，显然两者都不是明智之举。

    困境之四：理赔外包还是内勘

　　前文中所说的理赔中的漏洞，业内人士都知道，车险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不法汽修厂的骗赔和个别理赔人员的监守自盗。如果把查勘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的公估公司，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又要支付一笔不小的成本。为此人保财险的对策是推行远程定损，以加大车辆定损和核赔的管控力度。同时，提高第一现场查勘率，及时掌握事故原因和损失情况，重点做好可疑事故、重大损失和多次出险车辆的第一现场查勘。定损人员的轮岗和交叉定损机制被引入到人保财险车险理赔中，派驻到各拆检中心、4S店的定损人员，被规定为每两个月轮换一次，但是车险定损中屡见不鲜的道德风险仍然难以杜绝。

 　　困境之五：与汽修行业的博弈

　　高额的汽车维修费用也是车险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在汽车维修总量中，事故汽车维修约占40%，其中约70%的车辆由保险公司买单，也就是说每年保险公司支付了30%左右的汽车维修费用。但是如此大的买单并没有为保险公司赢得在汽车修理和配件价格方面的话语权。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统一汽车定损标准的想法就已经提上监管层的议事日程。但因为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标准一直未能出台。目前各家保险公司在制定理赔定损标准时更多参照的是汽修行业，但汽车厂商、汽修行业本身也面临着定损标准不一的“乱象”。再者汽车零配件数量众多，更新速度也非常快，要完成整个标准体系的建设恐怕耗费一两年时间也未必能够完成。李枫表示，北京行业协会已经开始和北京汽修行业协会沟通，相关方案也在制定之中，但由于汽车行业本身零件标准多样，更新速度也很快，目前已经试行的汽车零配件定损标准只适用于交通事故快速处理2000元以下赔偿的状况，也仅对市场上常见的一些车型给出了参考性的标准，标准的合理性还有待市场检验。

　　车险在总量和效益之间的徘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但是面临全行业的亏损现状，恐怕车险经营必须要经历一个阵痛的革新才能有崭新的面貌。

　　人保财险副总裁王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汽车保险产业陷入囚徒困境，主要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车险产业链，缺乏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机制；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缺乏长效的协调合作机制。他认为，传统的保险是基于一种风险，或价值转移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已经难以面向未来，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和综合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产业链整合将成为趋势，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经营效率，实现价值创造是未来创新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王和认为就目前的车险经营而言，在汽车产业链中仍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无论是车价降低，还是零配件和修理费上涨；无论是社会医疗管理成本提高，还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方式改变，各种压力，最终都反映为车险的赔付成本。车险如果不能主动地参与到产业链中去，就势必成为整个产业链问题的“替罪羊”和“垃圾筒”。因此，车险经营必须站在产业链的高度，采用前向和后向思维模式，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产业链的风险管理之中，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从价值转移向价值创造过渡，推动行业从单一的“经济补偿”盈利模式，向“经济补偿+风险管理”盈利模式的转型。（中国保险报  2009-06-05）

虚报母猪数量骗保骗补贴调查

　　“很多保险公司和地方畜牧局联合起来作假，骗取国家的保费和补贴。”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一位养猪老板透露，这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PICC）肇庆市分公司的一位经理朋友亲自告诉他的，这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但是无法查处。

　　业内人士表示，母猪补贴和保险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截至6月份，仍有很多地方2008年的母猪补贴都没有到位。养猪户和专业人士均认为，这或许都是政策的弊端所致。

　　虚报养猪数量骗保骗补贴？

　　据该惠州市龙门县养猪老板透露，骗保的手段大致为保险公司请亲戚朋友给母猪上空保险，然后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名字登记保险单，再上报领取保费，多报1万头母猪，就可以多领取48万元的保费。“我们内部多报了一些母猪数，其他支公司也一样。”PICC的经理这样向养猪老板说。

　　“虽然每头母猪耳朵上都有一个编号，如果母猪死了，必须拍照切下耳朵检验后才能领取保费。多报的这些母猪也有编号，但实际不存在，所以也不可能会出事。”养猪老板解释，多报的母猪数量是多少，上面根本查不到，只有支公司自己知道。

　　PICC是指定给母猪上保险的唯一一家保险公司，母猪上保险每头是60元，其中养猪户出12元，保险公司的48元来源为省财政出35元、市级8元、县5元，每头母猪保额为1000元。

　　据了解，惠州PICC龙门支公司承保的母猪头数是18000头，但该县养猪大户邱老板透露，真实头数最多不超过1.3万头，可能在1.1万头左右。
　　虽然PICC惠州市龙门县支公司总经理陈月明称，保费是直接由市级公司管理，不归县保险公司管，所以就算是多报数量，县公司也拿不到这48元。但PICC肇庆市怀集支公司一高管则透露了另一条信息，即国家的48元保费是从省到市再到县财政局，然后交给县里PICC支公司管理，支公司有权拿钱赔付母猪保险。这也就意味着支公司完全可以拿到所有的保费。

　　同一家保险公司却有不同的说法，母猪保费到底是由谁直接掌管呢？

　　除了保险公司，据消息人士称，当地的畜牧局也是通过多报母猪数来骗百元补贴。

　　“多报5000头，就可以多领取50万元补贴，用于相关领导发奖金。”一邱姓养猪老板说。

　　不过，龙门县畜牧局局长陈月桂对多报数量予以否认：“每一家母猪有多少头，是要公示的，怎么作假？”

　　然而，另一个情况却是，很多养殖户的猪并没有被公示出来。来自重庆的潘小姐在博罗县罗阳镇养猪，她去看过母猪统计数公示榜，上面没有他们家人的名字，只有本地养殖户的。“县里很少有人来查，他们要查也是去交通好的地方。”潘小姐说，因为本地村民不熟悉外地养殖户，就算是畜牧局作假不公布，村里也没人知道。

　　据陈月桂介绍，对养猪户的100元补贴省市县财政出的比例是6：2：2，补贴的钱由本县财政局管理，但为了减少麻烦，补贴就交给畜牧局发放。

　　如此看来，财政补贴的钱最后还是能到达畜牧局手里。

　　而据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一会员透露，母猪登记表由畜牧局直接制定，虽然每个登记表上都有编号、姓名、头数、电话，但母猪头数是随时变动的，假如报数是1000头，如果上面抽查起来只有500头的话，可以说是养猪户卖出了500头，而且大的养猪场都是封闭式的，外面的人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

　　“跟大的养殖户商量一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环保的成本太高，养殖户环保质量没有一个能达标的，有‘把柄’在外，养殖户不得不巴结政府部门的人。”惠州龙门县一养了500头母猪的老板对这种潜规则表示很无奈。

　　“虚报数量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母猪存栏数是不断变化的，浮动范围较大，根本审查不了。”广东省农业厅畜牧处经办人曹先生透露，以前也有不少养猪户反映过虚报数字的情况，但农业局的人不可能一个个去审核，最多只能是督促一下补贴发到位没有，尽量不去损害农户的利益。

　　破解政策弊端

　　骗保骗补贴是因国家的补贴政策，然而好政策反而成了养猪户抱怨最多的地方。

　　据了解，截至目前，广东仍有不少地方还没有拿到2008年的补贴。对此，国家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测试室主任樊福好表示，这主要是制度上存在一些弊端，国家扶持养猪，但养猪业对地方政府财政没有什么帮助，又破坏环境，县政府都不大支持养猪。

　　“国家只出政策，钱还是要地方出，省压市，市压县。本来越到下面就越没钱，所以地方政府难免不去想方设法搞鬼。”樊福好说。

　　博罗县畜牧局品种改良部主任钟远飞表示，博罗县2008年统计的补贴母猪数是24万，比2007年多了六七万头，现在县财政相当困难，按照县里补贴20元一头算，也要约500万元。

　　省和地方统计的数据，都是靠下面部门报上来，省市很少有人实地去严格考察。钟远飞说：“这么多地方，县里也不可能一个个去数母猪，普查登记是镇政府的事，他们盖章镇领导签字，然后县里来统计总数。”

　　广东省农业厅畜牧处经办人曹先生坦言，补贴政策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监督机制不够好，人太多，猪场也分散，即便省里知道有作假的，也无能为力。
（华夏时报  2009-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