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及票号管理制度对保险公司改革的启示

王东原 王坚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山西 太原 030001)
　　
　　［关键词］晋商票号；经营模式；两权分离；人身顶股制
　　［摘要］中国近代历史上，晋商的崛起和山西票号的发展写下了浓重一笔。它们在经营模式上创造了“分号制”和“联号制”，运营方式上，使经营资本与货币资本混合生长，创造了“经理负责制”和“人身顶股制”等等，这对现在中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有很大的启迪，如两权分离与经理负责制，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管理上的灵活性与严格性相结合，用人上的重才能，经营中的守信誉等等，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启示。
　　
　　一、晋商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
　　活跃于明清两个时代的山西商人，曾先后称雄亚欧各地商界5个多世纪，创造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史上举世瞩目的辉煌。
　　1912年，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曾对晋商做过这样的评价：“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抱愧山西》一文中，由衷地赞叹山西商人目光远大，是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理财流通主宰的“大手笔”。国内外一些研究晋商发迹史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晋商有独特、精湛的经营管理之道，堪称现代史上工商管理（MBA）之鼻祖。
　　（一）晋商创造了独特的企业经营模式“分号制”和“联号制”，使经营网络遍布全国和北亚地区，成为“海内最富”。明清时期，目光远大，志存高远的晋商，其商业网络及活动区域遍及全国各地，并把触角伸到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这与他们创立的企业组织形式“分号制”，和“联号制”有直接关系。所谓“分号制”，指财东通过独资或合资办商号，而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分号又可以投资办小商号。这种由各分号独立核算，商号统一融通资金、调剂人才、交换信息的经营方式，类似近代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股权而形成的母子公司。“联号制”指财东或合伙人投资办若干个不同行业，各自独立核算的商号或票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的企业集团。
　　这一个个遍布华夏大地和欧亚大陆的以家庭为背景的母子公司和企业集团，显示出其特有的生机与活力，据史料记载，其企业资产额从明代的数十万银两，到清代鼎盛时期，已发展到数百万银两乃至上千万银两。其中，太谷县的曹家商号涉足13种行业，拥有640多个商号，37万名员工，1 000多万两白银的资产；对蒙贸易最大的商号大盛魁，极盛之时员工有六七千人，商队骆驼两万头，活动范围从蒙古的恰克图、库仑（乌兰巴托）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以及俄国的莫斯科等地，时人形容大盛魁的资产：“可以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仑到北京的道路”。
　　（二）独树一帜，首创字号业，使经营资本与货币资本混合生长。货币经营资本是随着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晋商又把触角伸向金融业，逐渐办起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商号。如经营银钱兑换的钱庄，经营货币信贷的帐庄，经营异地汇款的票号，经营信用消费的当铺等。尤其是1824年左右，雷履泰等人首创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祖父”。
　　作为近代中国企业的“助产婆”，票号业从一诞生起就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从1824年到1850年，日升昌票号已在全国数十个重要商埠设立分号。在其带动下，1883年，山西票号已达30多家，形成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大家，200多个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城镇，掌握着清政府财政总管和各省政府三分之一以上的公款汇兑业务，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而至光绪前期，山西票号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从商业领域涉足金融领域，从钱庄、当铺、帐庄到“汇通天下”的票号业，晋商、票商的跳跃性、开放性思维与勇于开拓的精神，对我们保险业的观念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迪。
　　（三）晋商创立的“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帐薄制度”及其严密的号规、学徒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分配制度、股份制等一脉相承，可谓现代工商管理之雏形。
　　晋商之所以称雄商界500年，山西票号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上百年，“老西帮”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一大批闻名全国商界的精英和出类拔萃的金融家，如中国票号第一人雷履泰、中国海外银行创始人申树楷、大清银行首任行长贾继英、山西近代工业创始人渠本翘等，不仅由于其把握住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发展商贸的地缘地利之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二、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策略的借鉴
　　山西商人创办的金融汇兑业，利用一纸汇票“汇通天下”，调动了全国各地城镇、商埠、码头的银两，使之迅速、安全、可靠地为商品交易服务，形成了独特的经营思想，严谨的号章、号规，灵活的经营方式，凝聚着晋商数代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对于当今我国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作用。
　　（一）两权分离与经理负责制。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实施行之有效的集中管理。然而，往往是权力过分集中了，就会影响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权力过分分散，又容易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状况。如何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发生呢？山西票号业的做法是这样的：
　　票号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为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问题，票号创立之初，就采取了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方式，形成了经理负责制。聘用选择经理极其严格，要经过严密的考察、确认过程。一旦合同订立，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总经理负责，对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也不过问，且总经理具有无上的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每逢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盈亏。财东根据经理在任期内的经营状况，给予加股加薪奖励或减股减薪，如不称职则辞退。这种经营管理制度，上不受“婆婆”瞎指挥的干扰，下不受副手和员工“捣蛋”的掣肘，为总经理发挥其创造力、施展才能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因而，为票号经营成功奠定了组织条件，总经理犹如现在的CEO（首席执行官）。
　　至于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其经营管理则无例外地采用了高度集中制。即它的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全部由总号掌握。各分号仅有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和人员管理权。这种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统而过死，影响事业的发展，相反，它的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其决策上的权威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管理上的严密性。
　　（二）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人身顶股制。票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制定执行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是以股份制为基础，以银股和人力股为主，辅以“辛（薪）金”分配的一种制度。
　　银股是指资本股，人力股也叫人股、身股、劳股。所谓“人身顶股制”，就是将工作年限和工作业绩作为条件，以人力顶股，与资本股同样分红，使伙友（员工）与财东的利益结合起来，有效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按绩分配制度。
　　人力股数额经常变动，不搞终身制。人力股在一个票号的总股数中所占的比例，东家并不限制。一般说来，票号初创时期银股多，人力股少，但票号经营时间越长，人力股就越多，有时会超过银股。如大德通票号1889年分红时，银股20份，人力股97份，到1908年分红时，银股仍为20份，人力股却增至2395份。人力股与银股并重的分配制度，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光绪11年（1885）年为例，当时日升昌东家1股银股，股金为12 000两白银，在利润分配中，人力股1股也相当于12 000两白银，当时大账期（每4年1次）分红，每股可分2 800余两白银，平均每年700多两，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要知道，当时一个县太爷一年的俸银也只有45两白银。
　　在如今的股份制改革中，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如果职工拥有一部分股份，实行职工持股制，对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经营上的灵活性，管理上的严格性。经营上的灵活与管理上的严格是统一的。如统一高度资金，实行“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经营管理原则，可谓票号的一大创举。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联号与联号之间资金余缺调剂，灵活拨调，不允许从本位出发，画地为牢，以保证存、放、汇业务的顺利开展。二是充分利用资金，讲求经济效益，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此外，汇兑结算采取顺汇、逆汇两种方式，以方便客户需要；汇费随行就市，可以“让点”；存款可整存分取，利息本金可在异地分号间随取随用。
　　票号从业人员的优厚待遇和“学而优则商”的思想，使当时晋中一流人才争相进入票号、商号。但票号对其成员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的，不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例如，休假制度，规定号内职工从掌柜（经理）起，均为3年回家探亲一次，分号路远者，如东三省、新疆等地为5年一次，住家半年，往返旅杂费由号中供给，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再如，“点验”制规定，分号要对下班伙友所带衣物、银钱细列清单，多出的东西一概没收，而学徒的规章制度也有数十条之多，严格的号规制度，培养出了不少青年成为晋商的骨干力量。
　　（四）量才录用，重在育人。票号的兴衰，一在用人，二在管理体制。所以，东家在选择经理时颇费心机。不论是他人举荐，还是财东自己察访，都要经过严格考察。而东家心目中的票号经理，要善于审时度势，独具慧眼，多谋善变，德才兼备，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经营经验。例如，历时95年的“蔚泰厚”票号东家的建号之初，看中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毛鸿，重用毛鸿后，毛感激东家的知遇之恩，使出浑身解数，创办改组票号（“蔚泰厚”原为绸缎庄）成功，其经营规模与大名鼎鼎的日升昌不让仲伯，后又创办成功“蔚”字五联号，推动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
　　票号店员录用选择也很严格。无论年龄、身材、学识、举止都要考察，并要有担保人介绍，主考人当面测其智力，试其文字，分口试和笔试两种。而学徒进店后，无论何人推荐，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练习写字、打算盘、背诵“银色歌与平码歌”等。设在偏远地区的分号，伙友们还需刻苦学习当地语言，如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等等。
　　（五）诚信为本，不断创新。“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是山西商人恪守的经营道德。他们认为，票号信用机构，商号和票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把信誉和信义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人己两益”实现双赢。不仅日升昌票号一纸汇票一到，10万、100万的现银立即到手，就是那些基础规模不太大的票号也有较好信誉。他们不仅赢得了工商户的信誉，而且取得了清政府的信赖，清政府下令，允许票号汇兑京饷。庚子事变时（1890年），京师陷落，官走上海者纷纷要求用京师票券在沪兑换银两，主持日升昌上海分号的李宏令，则以事出非常，应当照顾主顾利益为念，独排众议，酌量予以兑换，从而使票号声誉大振，赢得了百姓和官员的信任。
　　创新是票号生命力之源。从两权分离、经理负责制，到劳资并重的分配制度，从用人制度到经营管理，无不表现着晋商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而票号在对商业机密的管理体制方面，创造了行文密押、专用信稿、加“水印”的办法印制专用票纸等保密措施，特别是把常用数码用特定文字代替的密押法，对避免汇票的伪造假冒，起到积极作用，开金融防伪措施之先河。
　　我们研究前人，反思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超越前人。尽管晋商和票号管理制度的有些规定作法，在今天看来已不一定套用，但他们开疆拓土、争占市场的气概，变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的远见卓识，诚笃信义的商业道德，敏锐机变的经营策略，选贤荐能的用人之道，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经营体制等等，对于今天我们保险业的改革创新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编辑：潮流］
　　［收稿日期］2002—09—19
　　［作者简介］王东原，男，山西财大在职研究生，现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公关宣传主管；王坚，男，经济师，现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西省平遥县支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