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退休年龄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

    [内容提要]退休年龄作为养老金足额给付的起始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有着直接的影响。文章通过测算表明，按照笔者推荐的方案改革退休年龄将使2020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减少11561.93亿元，减少约12%.
　　[关键词]隐性债务/退休年龄/现值

　　一、养老金隐性债务和退休年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也开始了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面临许多问题，养老金隐性债务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养老金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保障体制中某一时点积累的向公共部门索取养老金的权利价值，也就是某一养老金计划向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的承诺，等于如果该计划在某一时点终止的话，必须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经积累的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权利的现值。

　　实际上，隐性债务是现收现付制必然的产物。在现收现付制下，支付水平由先前的承诺所决定，最初的几代退休者由于其缴费期限较短，所以他们享受的养老金水平远远高于他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所以负债在制度建立时就注定要产生。后来的参加者在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费用的同时又希望通过缴纳保险费换取养老金承诺，但资产的积累并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对他们承诺的保障只有由下一代或几代人的缴纳来完成，债务就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制度的延续而越积越多。而在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障体制中就没有隐性债务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一代人都在为自己的退休而积累或是储蓄。在部分积累制下，由于它还带有现收现付制的成分存在，所以隐性债务问题仍然存在。

　　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首先，取决于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在那些养老保障制度覆盖较低的国家，隐性债务占GDP 的比重就较低，随着现收现付制的覆盖面越来越大，隐性债务也就随之增加。其次，隐性债务的规模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领取养老金和接近退休的人越多，隐性债务就越高。再次，隐性债务还取决于养老金的津贴水平。优厚的养老金承诺意味着未来较高的支出。但是由于养老金的负债是隐性的，所以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工资替代率以及改变养老金指数化的方法来对债务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世界银行，1998）。/////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养老金隐性债务在世界上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多个国家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超过了GDP 的100%.在乌拉圭和匈牙利等国都有高覆盖率、高体制内抚养率（即相对较少的职工抚养日益增加的养老金领取者）和优厚的津贴，其养老金隐性债务超过了 GDP 的200%.在克罗地亚，甚至高达350%（见表1）。

　　资料来源：Estelle James （1999），New Models for Old Age Security-and How Canthey be Applied in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WBI and MOLSS Workshop ，Beijing，June1～5.

　　面对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许多国家都开始重新考虑其养老保障体制，进行各种改革，有的从根本上对其筹资模式进行改革，有的则在没有改变其本身体制的前提下，采用其他的方式。提高退休年龄由于可以在减少养老金领取年限的同时增加养老金积累的年限，所以很容易被采用。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其退休年龄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如美国1935年制定的社会保障法案规定65岁是正规的退休年龄，但是，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1935年为62岁，1995年为76岁）和人口老龄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养老保险连续几年出现赤字。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根据这一修正案，从当时到2017年，把正规的退休年龄自65岁逐渐提高到67岁（1938年以前出生的人不受影响），1995年5月的白宫老年问题会议上，与会者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的议案（袁辑辉，1996）。在日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养老金体制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迫使政府对退休年龄进行调整，20世纪7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80年代政府才把退休年龄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 56岁，9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逐渐把退休年龄提高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巴雷，2000）。表2给出了部分国家退休年龄将要发生的变化。

　　资料来源：何平：《企业改革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二、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方案

　　近年来在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有不少学者主张提高中国的退休年龄。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对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时机和具体方案做更深入的分析。针对此种情况，笔者在对中国人口进行长期预测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之后，认为在21世纪10年代存在一个改革中国退休年龄的时机，同时提出了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推荐方案。该方案分为两个阶段：（1）现在至2015年，逐渐打破女工人和女干部的身份限制，将女性的退休年龄统一为55岁。期间，原为女工人的可以在50～55岁之间自由选择退休时间，但在2015年则只能在55岁；（2）2015年开始，把男性的退休年龄逐步从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的退休年龄则从55岁提高到65 岁，即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提高1岁，女性的退休年龄每3年提高1岁（林宝，2001）。

　　在研究提高退休年龄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时，笔者将以该方案为基础。这样，在对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估计时就有了两种情形：（1）退休年龄不进行改革（在测算时笔者采用男60、女55岁的退休年龄）；（2）退休年龄按照上述推荐方案进行改革。

　　三、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

　　（一）测算时点

　　为了说明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影响，笔者选择的测算时点是2020年。之所以选择这一时点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笔者主张的退休年龄改革起点年就在2020年左右（2018年）；二是2020年是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时间，计算此时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养老金替代率

　　在中国实行部分积累制之后，由于个人账户部分是完全积累式的，从理论上讲，政府公共养老金部门不再对其承担责任，所以隐性债务只发生在具有现收现付特征的基础养老金部分。按照设想，未来基础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为20%.但目前，按照规定，政府公共养老金部门对“老人”、“中人”和“新人”责任是不一样的，“老人”由于没有个人账户，全部养老金都要由基础养老金承担，所以替代率较高；而“中人”的个人账户在新制度实施以前没有积累，在新制度实施以后有积累，所以在他们的养老金中除了基础养老金以外，还有过渡性养老金；对于“新人”则只有基础养老金。

　　2020年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构成情况是：（1）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权益。退休职工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新制度实施以前退休的“老人”，这部分人在2020年的比例已经很小，而且退休年龄提高对其已经没有影响，因此，为了计算方便，养老金的替代率也按20%计算；二是新制度实施以前参加工作而在新制度实施以后2020年以前退休的“中人 ”，这里假定过渡性养老金在退休时一次性记入个人账户，也就是说这部分债务在2020年以前已经支付，所以剩余的权益就是基础养老金。所以对于2020年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替代率统一采用20%.（2）在职职工的养老金权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2020年以后退休的“中人”的养老金，因为这部分职工在 1997年统一制度时参加工作时间较短，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大多不满15年，所以不考虑过渡性养老金，其养老金权益也只是基础养老金；二是其他职工的养老金，也就是目前所谓的“新人”，只享受基础养老金。因此，对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也采用20%.

　　（三）测算结果

　　在对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测算时，我们假定体制在2020年中止，分别计算2020年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的养老金债务现值（2020年现值）。在计算时，我们在参考其他研究（房海燕，1998；世界银行，1998）的基础上采用利率为5%、社会年平均工资增长率为4%的假设；同时假定养老金每年支付一次；此外，由于没有合适的中国2020年人口生命表可用，所以本文在计算平均预期寿命时以“日本1990年人口生命表”为基础（注：这里借鉴了中国寿险行业的做法。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年）诞生以前，中国寿险行业一直采用日本生命表。笔者在比较了日本1979～1980、1990、 1995、2000年等多张生命表并参考了中国近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之后，选取了日本1990年人口生命表。）；在体制覆盖面上，200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为10447.5万人，占当年年末城镇从业人员的49.11%，考虑到未来体制覆盖面的扩大等因素.